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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10号，联共中央政治局又商量了下蒙古那边的事儿，他们觉得得派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去参加外蒙古人民革命党马上就要开的第七次大会。这个代表团呢，就定了什梅拉利、阿马加耶夫他们三个人去。
【1、拒绝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大”】
1928年9月14号，根据联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拍板了，说要派个团队去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七次大会。他们还专门给这个团队发了任务说明。
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让农村派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重新站稳脚跟，毕竟现在农村派的许多头头不是丢了官职就是被关进了大牢。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打算助农村派一臂之力，拿下政权，同时也不反对农村派跟民族主义者联手。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想让蒙古的领导层分裂，好把民族主义者拉到农村派这边，至少别让他们跟农村派对着干。这样一来，农村派就能顺利上位，同时把那些右派的领导人给踢出局。
9月18号，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领导团队开了个会，商量共产国际派人来参加他们第七次大会的事情。会上，大家对共产国际想让阿马加耶夫当代表团的成员这事儿，都挺有意见的。大家觉得，阿马加耶夫之前在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那会儿，就在党内“瞎传分裂的话”。
莫斯科肯定不会点头答应蒙古领导人的要求。这次代表团过去，主要就是想重新整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把领导层里的右派清理出去，好让农村派掌权。阿马加耶夫呢，他一直就是苏联那边负责扶持农村派的人，对蒙古那边的情况了如指掌。
另外，阿马加耶夫负责了共产国际很多跟蒙古问题有关的报告、方针，甚至决议草案的撰写工作。
最后，莫斯科方面没答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请求，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成员还是老样子，就是什梅拉利、阿马加耶夫、马克多纳利特，再加上翻译巴扎罗夫，一共四个人。什梅拉利还是当他们的头儿。
说白了，乌兰巴托抛出阿马加耶夫这事儿，主要就是想摸摸莫斯科的底。结果很明显，莫斯科那边态度强硬，一点谈判的余地都没给乌兰巴托留。就因为这么一出“闹剧”，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到10月10日才开。
【2、人民革命党内部的“裂痕”】
1928年9月24号，共产国际的一帮人到了乌兰巴托。第二天，也就是9月25号，他们头一件事就是跟苏联在蒙古的全权代表奥赫京聊了聊。奥赫京挺直接，说赖捷尔那套策略有问题，还给讲了讲乌兰巴托现在的政治情况。两边都觉得，在大会上试着“拆开蒙古领导层”这招儿能行，所以就商量着，要把丹巴道尔吉他们这些人拉拢过来，让他们站到农村反对派那边去。
9月25号那天，跟奥赫京聊完后，代表团又去跟丹巴道尔吉聊了聊。丹巴道尔吉说，他们蒙古人民革命党里，有八成的党员都不识字。那些农村反对派呢，自己都不知道外蒙古以后该怎么发展，还净干些搞破坏的事儿。说到为啥逮捕农村派的人，丹巴道尔吉说是因为“他们跟那些想分裂民族的人有勾结”。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9月25日会谈，最关键的成果就是跟苏联在蒙古的全权大使奥赫京，就乌兰巴托的政治难题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统一了看法。
另外，跟丹巴道尔吉聊过后，代表团算是把蒙古人民革命党头头的“情况”给搞清楚了。
1928年9月底那两天，也就是9月26号到27号，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被邀请去参加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开的那个大会。
什梅拉利代表共产国际，讲明了代表团这次到访的任务跟目标。丹巴道尔吉在大家一起开的会上，重点说了几句话，他提到最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有点误会”，还说那些说蒙古人民革命党要跟共产国际分开的话，都是“瞎传”。
丹巴道尔吉直接批评共产国际在蒙古的代表，说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头人中间传话，试图挑拨离间，还故意制造矛盾和不团结。
关于什梅拉利提到的农村派代表遭逮捕的事儿，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监察委的拉加恩，还有中央党校里的两名农村派学员被抓那档子事，丹巴道尔吉含糊其辞地说：“这事儿吧，其实还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他们被抓，不是因为党内的思想斗争，而是因为他们干了些对蒙古国家不利，反革命的事儿，所以啊，不能轻易放人。”
这时候，代表团还在不停地跟蒙古的领导们一个个地聊着天。到了9月19号，他们找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副主席扎丹巴单独聊了聊。扎丹巴在聊天时说，他跟农村派代表被抓那事没关系，而且也说了，“苏联对蒙古的帮助，那真是太重要了。”
很明显，蒙古的领导团队里头有了“分歧”。
【3、风向的转变】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慢慢摸透了蒙古人民革命党里面的情况，他们没有急着挑起明面上的争斗，而是沉得住气，等着好时机。没多久，代表们盼的事儿就来了——乌兰巴托那边，有人开始不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右派领导班子了，发出了不一样的“动静”。
1928年10月3号，蒙古工会联合会开了第二次大会，地点在乌兰巴托。这次大会是由农村反对派的头头们组织的。来自蒙古不同地方的工会代表都聚到了一起，他们在会上很活跃，纷纷站出来批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右倾问题。
工会大会做了个决定，说要插手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七次大会，去帮一把农村的反对派。他们不光这么说，还选了5个人，组成了一个工会代表团，打算直接去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那个大会。
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丹巴道尔吉因为受到工会代表们的强烈批评和不支持，他当场宣布不再担任工会联合会主席。接下来，来自农村派的代表被提名为蒙古工会联合会的新主席候选人。
蒙古劳工联盟第二次大会一开，农村那帮反对的人声势就更壮了。共产国际的团队到了乌兰巴托后，头一回给蒙古右派头头们来了个狠的。
最关键的是，乌兰巴托那边开始有人站出来，对蒙古右派领导层说“不”了，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就有了插手的机会，他们顺势而为，想让事情往农村派那边靠。再说丹巴道尔吉，他不当工会主席了，新选的主席还是农村派的人，这一下，农村派就多了一个跟右派领导层对着干的好地方。
10月7号那天，乌兰巴托搞了个全市党团员的大聚会，大伙儿一块儿聊了聊蒙古人民革命党现在是个啥情况。
乌兰巴托的党员和团员聚在一块儿，商量了丹巴道尔吉的事儿，他正准备给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大会交上一份政治总结报告，还有农村派那些反对的人他们的主张。会议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把两边的不同意见拿到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全会上去说，还得琢磨琢磨，看能不能把反对派的主张加到报告里头，或者干脆重新整一份中央的政治总结报告。
这绝对是共产国际代表团赢得的又一次大成功。农村派不光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就连支持他们主张的蒙古党政头头也越来越多。共产国际代表团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党内斗争说到底就是路线之争。这次会议，对农村派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让他们的主张，也就是农村派的路线，有机会顶替掉丹巴道尔吉的政治总结报告。
代表团会议结束后，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的报告里提到，“这次碰头会让农村派有机会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大会上，把中央的问题摆到台面上。这对把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代表拉到农村派这边来很有帮助，最后呢，也能在大会上定下个正确的方向。”
【4、攻共产国际扶持下的“农村派”大获全胜】
那时候，蒙古右派的一个大头头，扎姆茨阿拉诺，给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老大什梅拉利写了封信。信里头他说，自己压根没掺和宣传活佛投胎转世那套，他自己觉得，对蒙古的宗教得采取点手段管管。
丹巴道尔吉自己找上了代表团聊天，他跟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他现在挺孤单的。扎丹巴在党内不停地说他坏话，扎丹巴那一伙还想跟农村的反对派联手，一起来对付他。
丹巴道尔吉跟代表团透露了个想法，他说自己愿意跟农村派联手，把他们拉进党的领导班子，并且在党内多给农村派点位置。
说起丹巴道尔吉那事儿，咱们代表团跟莫斯科说了，就是说对他的建议，咱们还没拿定主意呢。还有啊，蒙古青年团中央也认了个错，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之前做得不对。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上，全力支持农村派那边。
共产国际给莫斯科的报告说，现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里的问题，全都在中央全会上爆发了。扎丹巴那帮人现在就在旁边看着，啥也不做。阿莫尔呢，想出来和稀泥，劝大家别吵。可丹巴道尔吉他们，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没人站他们那边。
10月8号，什梅拉利给莫斯科打了电话，说了说他们对蒙古那边情况的看法，还有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组织问题的一些初步打算，这电报可是绝密的。他提议啊，丹巴道尔吉先继续当着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席，扎丹巴呢，给他安排个别的职位，别管军事，至于那个泛蒙古主义者扎姆茨阿拉诺，干脆把他职务给撤了。
同时，从农村反对派里选出了巴德拉霍来当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书记，根敦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达姆丁苏伦则成了小呼拉尔主席团的一把手。不止这些，蒙古工会联合会的头儿和管事的也都是农村派的人。什梅拉利最后还去向莫斯科问了问，看他们对这些安排有啥看法。
10月11号，联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琢磨了下给代表团的回复。回复里头说了，“大体上，我们觉得什梅拉利的计划还行”，让代表团借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大会的机会，多提拔些农村派的人。
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到，蒙古的政治局势就开始有了些小变动。蒙古右派的头头脑脑们，居然自己找上门来跟代表团聊天，说白了就是想跟代表团“套近乎”，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原谅。
蒙古右派掌权的那帮人，现在已经分成了三拨。一拨是丹巴道尔吉那边，他们挺孤单的。还有扎丹巴集团，他们就在旁边看着，啥也不做。再就是那个阿莫尔集团，他们想的是怎么让大家和解，别打了。
什梅拉利给莫斯科发去了一份超级保密的电报，里面悄悄提到了要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找新的领导班子。但莫斯科那边回的电报可不含糊，明确表示了一定得把丹巴道尔吉给撤了。
1928年10月，从10号到20号之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大事，就是他们中央的第七次大会开始前的一个关键会议，也就是第三次中央全会。
10月10号会议一开始，农村派就直接对右派领导层开炮了。到了大家自由发言那会儿，两边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数落个没完，闹得啥也听不清。最后，啥梅拉利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让大家“都少说两句”，好让会场安静点。
10月12号夜里，参加会议的那些农村代表，居然跑去跟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说，丹巴道尔吉有背叛国家的行为，跟中国那边走得很近，说不定还想逃跑呢。所以他们建议代表团把丹巴道尔吉给抓起来。反对派一直追着不放，丹巴道尔吉被孤立得没办法，最后在大会上，他只好承认自己错了。
丹巴道尔吉认了错，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随后就亮出了他们的态度。
10月19号那天，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什梅拉利说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现在碰上个大麻烦。他们领导层的问题就是，没好好重视“往右偏的风险”。
10月20号，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全会开完了最后一场会，然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做了个决定。
决定中提到，丹巴道尔吉认错是“做得非常对”，他犯下的错主要是跟冯玉祥和日本代表搞政治往来和谈判这些事儿。
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大会一完事儿，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立马就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些联共的大领导们发了封加密电报，说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大会结果。电报里头那个高兴劲儿，明摆着是因为农村反对派在这次大会上赢了。
很明显，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上，农村那帮反对的人占了上风，赢得挺彻底。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呢，又给了蒙古右派领导层狠狠一击。
一方面，丹巴道尔吉在中央全会上没办法，只能当众认了自己的错。这一认错，基本上就说明他作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的威望已经没了。再看扎丹巴和阿莫尔，两个人都不吭声，蒙古右派的领导层算是彻底裂开了。更关键的是，会开完之后，丹巴道尔吉还去找代表团，想为自己辩解，再揭发点啥。这明摆着，丹巴道尔吉已经彻底被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压住了。
另外，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中央全会做了个决定，把那些被抓的农村派代表给放了。所以，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大会开始之前，党中央里面的政治力量平衡已经大变样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呢，也把所有要帮农村派上台的准备工作都给搞定了。
【5、实现对蒙古党政军的全面掌控】
1928年10月23日那天，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七次大会在乌兰巴托热热闹闹地开始了。这次大会，总共有15269名党员，但到场的代表只有192人。就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了个叫什梅拉利的人来致辞，他是在10月23号那天说的。
10月25号那天，丹巴道尔吉在大会上说了话，他直接说了，蒙古党和政府里面现在有点右倾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咱们想走资本主义的路子来发展经济。主要的错，就在于国民经济、财政部还有政府，它们没管好，没把好关，让白卫军那些不是咱们自己人的家伙混进了蒙古的国家机关里。丹巴道尔吉还说了，这事儿的责任不能光算在他一个人头上，得让那些掌权的领导层都一起来担着。
可以讲，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巧妙地通过丹巴道尔吉，把对蒙古整个右派领导层的批评给说了出来。
10月27号，共产国际那帮人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说他们搞定了个大事儿，就是让蒙古的头头脑脑们闹翻了天。丹巴道尔吉呢，他也站出来，把财政部的头头还有几个部门的领导一顿猛批。丹巴道尔吉这是明摆着跟扎丹巴和阿莫尔过不去了。农村那边反对的声音，现在正借着这个乱子使劲往上冒呢。
代表团发电报说，丹巴道尔吉集团在那次中央全会上“已经栽了大跟头，名声也臭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趁这个机会，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来个“狠狠地带一把”，好让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党中央里“树立起威信”。
代表团希望莫斯科能尽快就蒙古党和政府的架构问题，给出清晰直接的指导。
11月1号，联共中央政治局下了个决定，让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想办法把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从蒙古的领导位置上弄下来。还得多关照关照，让农村那些反对派的人在蒙古人民军里头更有话语权。另外，得重新弄个蒙古党中央和政府，得让农村派的人占大头，还得加上像阿莫尔这样的其他民族主义者。
另外，莫斯科方面觉得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继续呆在乌兰巴托“没好处”，就让代表团“想个合理办法”把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弄出蒙古。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大会之前的筹划做得相当到位。大会还没开到一半，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他们扶植的农村反对派就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上风。从代表团和莫斯科之间的电报往来可以看出，莫斯科在幕后操控着乌兰巴托的政治走向。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大会重点将放在对蒙古右派领导层的处理决定上，以及选出新的蒙古党中央和政府领导班子。
1928年11月6号，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说他们打算把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从蒙古的领导位置上撤下来。他们提议，把这两个人调到莫斯科去，一个当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全权大使，另一个管商务。电报里还提到，想让阿莫尔继续当蒙古政府的总理，不过蒙古人民军的领导得全换掉。
农村那帮人对于管理国家大事没啥经验，所以，莫斯科得赶紧找一堆有经验的指导员干部，把他们派到蒙古去，给农村派的头头们搭把手。
11月25号那天，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跟苏联在蒙古的全权代表坐到了一起，开了个碰头会。会上主要聊了聊蒙古党和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最大的变动是：
取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的位子，改成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来领头。这个书记处呢，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老大，管事的。书记处里一共有三个书记，分别是来自农村派的根敦、巴德拉霍，还有那个东方大学的学生额尔敦布奥其尔。会上大家商量着，想让阿莫尔继续当蒙古政府的主席，联共的党员沙尔虎来当蒙古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东方大学的学生奇日呢，就负责蒙古内防处。
看看代表团送到莫斯科的那份名单，就能明白蒙古的几个大头头部门，比如中央书记处啊、内防处这些，它们的领导位置都让谁坐了。没错，就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代表，还有那些东方大学毕业的蒙古大学生。这些人成了蒙古最高决策机构和关键岗位的新面孔。
11月29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了个决定，关于蒙古党和政府新头头的安排。
决定强调，得让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头，左派人马占大头，还得拉进五个靠得住、从东方大学出来的蒙古大学生。政府里头呢，也得是那些能死心塌地跟着党中央方针走的人占多数。就这样定了，阿莫尔还当他的总理，不过得从那些农村反对派头头里挑一个出来，给阿莫尔当个帮手。
代表团得知道，蒙古军队的头儿得是个“死心塌地的党员”才行。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那两个领导的位置，咱们得给撤了，然后打发他们去苏联干活儿。
按照联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求，12月10号那天，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头头儿，就是中央书记处的三个书记，换成了农村派的根敦和巴德拉霍，还有那个东方大学的学生额尔敦布奥其尔。拉加恩呢，他当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老大。阿莫尔还是蒙古政府的总理，没动。乔巴山成了小呼拉尔的主席，沙尔虎被点到名，做了军事委员会的头儿，希德热就管起了蒙古国家的内防事务。
这次大会选出了51位中央委员，还有5位候补的，同时也选出了31位中央监察委员和3位候补监察委员。很明显，新一届的蒙古领导层里，农村派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还掌管了很多关键部门的头把交椅。
在丹巴道尔吉的那个时期，中央领导层里头，就只剩下阿莫尔和乔巴山两个人继续干着。
另外，丹巴道尔吉和扎丹巴被要求跟着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一块回莫斯科。到了那儿，丹巴道尔吉会成为蒙古在苏联的全权代表处的顾问，而扎丹巴呢，他会担任蒙古在苏联的商贸代表。
12月11号，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七次大会结束了。
莫斯科又一次动手，重组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把丹巴道尔吉他们那一波“右派”领导给撤了，换上了以农村派为主的新左派，这下子，政权就稳稳当当落在新左派手里了。
【6、苏联为何能清除“右派”？】
很明显，共产国际的那帮代表在这事儿里可是立了大功。他们还没到乌兰巴托呢，那些农村派的头头们就都被踢下台或者被抓起来了。然后呢，在莫斯科的远程操控下，这些代表就开始使出一系列政治手腕，比如找人单独聊天、离间分化之类的，最后成功地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给彻底换了个新面貌。
得提一下，莫斯科在组建新一届蒙古党和政府领导班子时，不单是以农村派为主心骨，还吸纳了不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蒙古学生。同时呢，他们也继续留着丹巴道尔吉当政时，就在中央担任要职的阿莫尔和乔巴山。
决定留下阿莫尔和乔巴山，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农村派的领导人和那些从东方大学来的学生，他们在实际管理国家事务上经验不足。这样一来，就能让蒙古党和政府的“手头工作继续顺畅进行”。
说实话，莫斯科对蒙古领导层的这种安排，既让乌兰巴托在政治上对莫斯科死心塌地，也符合蒙古党和政府眼下的工作需求。
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完第七次大会后，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里头，就那么3个人是从前老制度里的官员，剩下的53个委员可都是来自农村的阿拉特人。这么说吧，农村派的人在中央委员里那是占了大头，压倒性的多数。
莫斯科动手对蒙古的领导核心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这样做是为了让共产国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里重新站稳脚跟，确保蒙古的领头人们从政治上铁了心跟苏联走。
这样一来，莫斯科在蒙古就有了压倒性的政治话语权，让苏联能够轻轻松松地在蒙古推行经济等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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